【導讀】據法國總統府12月17日公告，法國總統馬克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並出現一些症狀，成為又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西方國家領導人。此前幾日，率先提出“群體免疫論”的英國開打新冠疫苗，但又同時發現新冠變異新毒株，疫情形勢不容樂觀；而再過半個月，英國脫歐過渡期就要結束，無論英歐能否達成貿易協議，英國經濟都可能受到衝擊。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英國遭遇了史上最嚴重的衰退期，其也是歐洲經濟反彈最弱的國家。這種經濟頹勢與政治分化、社會分化、疫情危機等交相疊加，構成英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挑戰；對於英國精英而言，如何從“分化的政治”重回“整合的政治”，已成為擺脫困境的根本出路。在這種背景下，今年英國政府宣布喚醒“羅斯福精神遺產”，推出從經濟刺激、科技創新、社會保障到政治變革的全方位新政：一方面，在經濟政策中更加強調弱勢群體，關注區域均衡發展並試圖遏制社會階層分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向以文官為代表的“幕後政府”發起挑戰，試圖打破僵化的官場文化，建立首相主導的強人政治格局。總的來看，英國在重重危機之下的種種反應，具有鮮明的本土化和集中化特徵，其背後也貫穿著全球高風險時代某種日益普遍化的政治發展邏輯。就此而言，英國的改革路徑選擇耐人尋味，也引人深思：無法擺脫風險社會的現代人類，將如何面對變化的政治秩序，改寫自己的命運？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原題為“羅斯福道路能拯救英國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藥局 日本藤素實體店 日本藤素哪裡買 正品日本藤素 汗馬糖 必利吉保羅V8 德國必邦 壯陽藥 春藥

▍危機疊加：分化的大不列顛向何處去？

2020年6月，親歷新冠肺炎生死劫的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發起了號稱是“二戰”以來英國最激進的新政。約翰遜誓言，新政“不僅致力於戰胜新冠病毒，還致力於利用這場危機，最終解決這個國家過去30年來尚未解決的巨大挑戰”。那麼，如何理解這種“巨大挑戰”？其癥結又在何處呢？

目光重返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時撒切爾夫人帶領保守黨贏得英國大選，隨後推動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歷史性改革，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新當選美國總統的里根也推行了相似的改革政策，一種被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後來逐漸被簡稱為“新自由主義”，以下用此簡稱）的政治經濟模式開始走上歷史前台。在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實現了工業生產、自由貿易和跨國資本的內外合流，一度使西方重新煥發生機，但也造成了一國之內、國與國之間、地緣區域之間普遍的結構失衡。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世界經濟衰退加劇了這種結構失衡，進而出現了卡爾·波蘭尼預言的“鐘擺效應”：繼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普遍主義之後，與其相悖的反向運動——社會保護、國家干預、反全球化、民族主義也逆勢而起。包括著名經濟學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內的許多西方知識精英紛紛指出，21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降臨，則進一步加重了這場危機。

英國正處於歷史巨變的“漩渦”地帶。金融危機以後，英國經濟復甦乏力，儘管卡梅倫政府一度引領經濟中興，但如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所言，“經濟的'蛋糕'沒有迅速做大，而且'蛋糕'切得併不均勻”，結果是貧富差距拉大，“民主赤字”問題日益突出。

作為應對困局的重大變革之一，起於2016年的“脫歐”，原本被英國人寄予了重新掌控國家發展主導權的熱望。然而“脫歐”久拖不決，整整虛耗近四年光陰才完法律程序，至今未能達成脫歐後的英歐貿易協議，反而使英國的內部矛盾更加突出：政黨政治分化嚴重，一度出現沒有政黨佔半數議席以上的“懸浮議會”（Hung Parliament）和少數派政府，政策議程難以統合；國家裂痕逐漸加深，地方分裂主義此起彼伏，央地博弈之間的聯合王國正面臨更多的不穩定因素；社會分化明顯加劇，脫歐催化下的民意進一步撕裂，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取代階級政治而成為影響政治走向的主要因素；官民信任深受重創，由於政治體制、主流政黨和政治精英無法有效回應挑戰，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的鴻溝進一步加深。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藥局 日本藤素實體店 日本藤素哪裡買 正品日本藤素 汗馬糖 必利吉保羅V8 德國必邦 壯陽藥 春藥

英國漢薩德學會最新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英國公眾對政府治理體制的評價降至15年來最低點，人們對國家存在的問題感到悲觀，認為政府體制向富人和權貴傾斜，迫切希望出現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來主導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期待一位強人領導來打破常規，而不必處處受制於議會。

這種混雜著衰退、分化、懷疑、悲觀、失衡等因素的“潘多拉魔盒”，隨著新冠疫情的致命一擊，最終被徹底打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英國進入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其GDP下降幅度在G7國家中最大，死亡率卻在歐洲國家中最高。不僅如此，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的力不從心，不同群體在生命健康處境上的鮮明對比，更使得英國社會的結構性不平等一覽無餘，從而加重了本已垂危的分化困境。

合而觀之，由新自由主義整體困境所引發的民主政治危機，由社會分裂困境所衍生的身份政治危機，由新冠疫情所凸顯的生命政治危機，一時間與經濟衰退交相疊加，造成了英國的危機時刻。這些問題無不指向一個高度分化的大不列顛，尤以政治的分化和民心的凋零為最大挑戰；而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重新加強國家整合，重建人民對體制的信任，凝聚國家發展的信心與合力，則被視為英國政治的根本出路。英國亟待一場國家治理轉型，借用19世紀後期英國政壇核心人物、保守黨領袖本傑明·迪斯雷利的話來說：“在這個國家，社會陷於迷茫而近乎癱瘓；它將迎來改變，需要相應的製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