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架戰車的衝撞，正在激烈地撕扯著地緣政治各方。“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已經處在歷史的臨界點。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面臨著1997年金融風暴以來的最大考驗。

市場對中美之間衝突有著強烈的避險情緒，尤其在香港市場上各路資金惴惴不安，都在急切尋找安全通道。從香港到北京，從監管者到決策者，都在嚴陣以待。

雖然2019年香港遭遇較大社會動盪，但不少在港外資仍看好中國經濟發展以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5月形勢突變，讓他們措手不及，不少公司考慮把亞太區總部遷往新加坡。

據路透社消息，為回應中國計劃實施“港版國安法”，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暫停美國對香港輸美產品的特惠關稅稅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月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美方發表涉港言論重申中方立場，稱如果有人要執意損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堅決回擊。

▲中國全國人大5月28日下午高票通過“港版國安法”草案。（路透社）

一旦美國取消對港特惠關稅政策，到底有多大影響？簡單點說，就是不再視香港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內地合法合理地通過香港繞過各種貿易壁壘的出口通道被關閉，再進一步，進出香港的資金也會受到限制，這樣的話香港的作用就與上海、深圳等地差不多了（當然這是最悲觀的一種結果）。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Tara Joseph）說，香港對北京和華盛頓而言本是雙贏：北京需要通過香港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相當於它的金融服務中心；而美國和美資商業機構也從香港獲益。但是香港現在的境況對兩邊都無益。她說：“我們現在處於美中貿易關係和地緣政治關係瀕於脫鉤的境地，並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

美國跨黨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團、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指出，香港的貿易將會首當其衝受打擊，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的根基，但掀起的地緣政治影響遠高於經濟後果。

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經濟的皇冠。因此，對於香港來說，就不是資金和人才外流的問題，而是將動搖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香港經濟的核心造成致命打擊。而一直與之競爭發展的對手新加坡，將獲得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將迎頭把香港踩在腳下，而且還將成為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三大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

目前公認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是紐約和倫敦，這兩大金融中心，無論從市場規模、完善程度以及對全球資本的影響，都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處於第二梯隊的則是香港、新加坡、東京、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悉尼等城市，則在區域性發揮金融作用，屬於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另外，如上海、多倫多、漢城、馬德里、都柏林、吉隆坡、印度的孟買、南非的約翰內斯堡等，基本上是在本國發揮金融作用，屬於本國或國家金融中心。日本藤素 日本藤素藥局 日本藤素實體店 日本藤素哪裡買 正品日本藤素 汗馬糖 必利吉保羅V8 德國必邦 壯陽藥 春藥

不過，從金融地理（金融時區理論）來看，全球性金融中心至少應該有3個，分別分佈在北美、歐洲及東亞，這樣全球金融體係可以全天候24小時接力運作。時區金融理論是從人類生命起居週期、習慣需要出發，因而更容易建立區域交易平台和及時掌握本地和產品實時信息和定價權的需要，只有掌握實時信息和產品定價權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

目前北美有紐約（西五區）、歐洲有倫敦（零時區）兩個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而在東亞則缺少了全球級中心，只能由三個區域級中心東京（東九區）、香港（東八區）及新加坡（東七區）頂上。其中新加坡為了方便與馬來西亞以及中國的經濟往來，將本國的標準時間設在東八區，也就是說新加坡時間與香港、北京一樣，沒有時差。

借助日本泡沫經濟的東風，東京曾在上世紀80年代異軍突起，金融市場一度與倫敦、紐約相抗衡，但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下滑，金融改革步伐緩慢，東京金融中心被同一地區的香港、新加坡迎頭趕上。

香港金融市場發育比新加坡早，因為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後才提出了把國家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性或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標。當時正好東亞地區需要一個調劑美元的國際資金市場，以便把亞洲地區的流動資金集中起來，解決亞洲地區對資金的部分需求。新加坡政府抓住了機遇，設立了亞元市場，為新加坡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創造了先決條件。

在成功創設亞洲美元市場後，新加坡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顯著提高，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的金融市場體系，另一方面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向多元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與同一時區的香港產生激烈競爭。

在這個時候，香港政府對發展金融市場不是很積極，既不肯撤銷外幣利息稅又不願意發放外資銀行執照，這使得香港金融業的發展與國際化比同時期的新加坡遜色得多。直到70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才變“消極不干預”為“積極不干預”，為推動其金融市場國際化採取了一系列開放措施，鼓勵外來投資。

在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亞洲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投資領域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直接推動了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尤其是香港，在21世紀憑藉背靠中國內地經濟騰飛的優勢，證券、保險及外匯等市場均獲得突破性發展，在與新加坡爭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時獲得較大優勢。

尤其是在安然事件後，美國通過了《薩班斯法案》，加強了對上市公司的財務要求，紐交所的上市業務大幅下降，而香港新股集資額分別在2006年、2009年、2010及2011年超越紐約，讓西方金融界覺得不可思議。在香港上市的新股中，絕大部分為紅籌股或中概股，也就是說，中國內地經濟的突飛猛進，為香港證券市場提供了充沛的上市公司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