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雞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種規律：每天給隔壁房間的兒子發兩次提醒吃藥的微信，每兩周到醫院開一次假條；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藥片，放到帶隔斷的綠色小藥盒裡，時間久了，藥末彌散在縫隙中。上班途上，地鐵上穿校服的孩子偶爾會讓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學生家長。

這是她的秘密：兩年前兒子被確診重度抑鬱，經歷了休學、復學、復學失敗，現在持續請假在家。除了母親和丈夫，她無法向其他人啟齒“我的孩子得了抑鬱症”。

能讓她不孤單的是七八個家長微信群，幾乎每個群都是滿員。和她一樣，群友都有被診斷為抑鬱症或雙向情感障礙症的孩子，從初中生到大學生。孩子們失眠、悲傷、易怒或在手臂上劃下一條條傷痕，承受著噁心、手抖、嗜睡、長胖等不同的藥物副作用。

醫學界尚不能給出青少年抑鬱症的明確成因。抑鬱症的診斷沒有生物學指標，心理測評量表的結果作為參考，醫生的“聽診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經驗觀察、傾聽和交流。

診室門口的青少年越來越多，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醫師裴雙義5年前註意到這個趨勢。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門診診療了8000多名學生，住院治療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學生是四大重點防治群體之一，把抑鬱症篩查納入高中及高校學生的健康體檢內容。

抑鬱症檢出只是第一步，藥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帶來的影響和社會功能恢復的困難，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對的一道道關卡。必利吉,日本藤素,汗馬糖.「汗馬糖」馬來西亞進口30顆悍馬糖Hamer candy補充精力延時助勃 必利勁 印度壯陽藥 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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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開學第二個月，兒子陳恆告訴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學了，每天在教室裡聽不進去，頭暈頭痛，很難受。他想在家自學，考試的時候再去學校。林美芳沒好氣，“好不容易考進市重點高中怎麼能不去上？我臉都會被你丟光的！”

母子倆達成的“協議”是，在他實在不舒服的時候，林美芳幫他請假，“半天半天地請”。沒多久，林美芳被請去學校，她對面坐著4位“特別嚴格”的老師。她們幫她分析孩子的情況，並重申年級組規定“每個月只能請兩天假”，尷尬窘迫的場景至今仍讓她難受。她坦言，那時自己是個什麼都不懂、有點軟弱的媽媽。

林美芳觀察到兒子陳恒高中入學後，每天6點多出門，公交地鐵1小時，趕在7點15分前到校。晚上6點多回到家，一臉疲憊地吃完飯就去睡覺，凌晨兩三點爬起來做作業，直到天亮。兒子不滿意自己處在中游的成績，要全力向前赶超。雙休日，兒子要求請家教補課，並告訴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個心理醫生？”她試探性地問兒子。“要的。”陳恆回答。培養孩子她沒計較過錢，心理醫生上門輔導，900元兩個小時，她決定有效的話就持續到高三。

陳恆心悸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情緒也越來越低。他形容“靜坐的時候心跳也會非常快，像剛剛結束長跑，但是不會氣喘”，夜裡很難入睡又很早醒來，精神非常疲憊，曾經擔任校棒球隊主力的他對運動也沒了興趣。在醫院檢查一圈兒，“跟器官器質性的東西都沒有關係”。最終，在當地的精神衛生中心，陳恆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事實上，心理和情緒上的異常可以牽引出軀體症狀，裴雙義和同事們在接診時看到過不少，醫學上稱之為“軀體化障礙”。來就診的青少年，有的頭痛、背痛，有的頻繁腹瀉，臨上學就失眠、手心冒汗、噁心嘔吐……治療的經歷也類似——驗血、做核磁，在內科、中醫科輾轉，有的“在兒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們的病歷袋裡裝著多個醫院的診斷結果，家庭條件好的幾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醫院。病例上大都寫著“情緒低落，生活興趣減退”“重度抑鬱，伴有自殘行為”“中度抑鬱復發，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發現了一大段時間，而且學習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厲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學，已經回到家庭裡，把自己孤立起來了。”裴雙義說，“在學校裡，他們大腦的可接受性已經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覺或者去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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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解釋清楚“抑鬱症是一種病”，有時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難與孩子共情。

陳恆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對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覺得母親編造“孩子心臟不好”作為自己不上學的藉口更合適。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鬱症”的診斷，那更像是因為軟弱、不堅強生的病，他一度會向“躁狂症”的方向偽裝。

在浙江省康復醫療中心15層的病房裡，住著40多位受心境障礙困擾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鬱。其中有從省重點高中休學過來的學霸，也有老師家長眼中的“異類”——厭學、吸煙、酗酒、仇親、沉迷網絡、有暴力行為。在醫護人員眼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聰明、敏感”。

大多數孩子手臂上留著自我傷害的痕跡，傷痕密集的，像紅色的蜘蛛網。裴雙義接診時，都會先檢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殺性自殘。他認為，當孩子已經很難向別人訴說痛苦時，會選擇劃傷自己，出血的傷口刺激視覺，產生內啡肽緩解自己的焦慮。“搜刀”是護士們的日常工作之一，總有孩子想通過外賣或是快遞把刀片運進住院區。

康復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閉病區，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長陪護，孩子們穿著藍綠色的病號服，手上戴著黑色定位手環。出院時手環才會被護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網上買了吸鐵石，破解出打開手環的辦法，並且找到醫院的監控死角，在家長不注意的時候，翻牆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時候，他悶悶地說，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裡幾乎每天都會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長的某句話激怒了他；有追著母親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訓孩子的父親。需要暫時約束冷靜時，身高一米九幾的保安會進病房幫忙。

一間病房裡，母親聽完兒子怒吼著的“指控”，捂著胸口背靠著牆蹲了下來，掩面哭泣。醫生和護士進門調解，兒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著手機，“沒什麼感受，她這樣只會讓我覺得我是這個家庭的累贅”。

“家長的痛你們是看得見的，但我們的痛你們看不到，也想像不到。你們只看到了那幾分鐘的家庭關係。”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時覺得活著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來。”去年復發時，他站上了19樓的樓頂，給朋友家人打電話告別。

一名被確診重度抑鬱的高一女生在電話裡告訴父親，自己很累，頂不住了。父親鼓勵她，“再堅強一點，勇敢一點，頂一頂就過去了”。電話那頭傳來女兒的哭聲，“我給你打電話就是跟你說聲再見，我真的不行了。”

抑鬱症患者社群“渡過”的諮詢師鄒峰見過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鄒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認真很努力，事業很成功”的父親逼急了。不管醫生和心理諮詢師怎麼解釋，這位父親堅持認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聽話，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觸自己的底線，抑鬱症不過是為逃避學習找的理由，“他根本沒病”。

鄒峰義憤填膺，忍不住回懟道，“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個壞種，不是天生懶、不求上進的，他是碰到困難了、痛苦了，才變成這個樣子。如果你覺得他天生是一個壞種，那也是遺傳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