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週日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同意在今年年底啟動新一輪國際談判之前，提出更強有力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

新華社18日發布的《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下稱《聲明》）稱：“中美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根據《聲明》，兩國還同意討論具體的減排行動，包括儲能、碳捕獲和氫能發展。中國已經承諾採取更多行動，以實現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

而此前在16日下午舉行的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上，三國領導人已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歐關係、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新華社稱，這再次彰顯中國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堅定決心。

同時，前述《聲明》強調，中美兩國均期待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雙方認同峰會的目標，即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提高包括減緩、適應和支持的全球氣候雄心。

復旦大學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劉永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雙方都有意願進行合作的一個領域。“這是一件好事，不僅對中國有益，也對全人類有積極意義。”劉永濤稱，“應對氣候變化已被全面納入我國'十四五規劃'，這是會積極推進的一件事。從中美合作來看，這需要雙方的信任、誠意和努力。”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員李想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談到氣候變化的內容，再加上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的發布，這傳達的信號很明顯。氣候變化仍是全球共同關切的一大話題。”

李想分析稱，“中國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即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我們願意和全球各國展開積極合作。我國提出的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是我國對氣候變化做出的莊嚴承諾，且展現了踐行承諾的意願。”

多國一道解決氣候危機

根據聯合國官網的數據，新冠病毒危機並沒有減緩氣候變化的趨勢。去年大規模的全球經濟封鎖並未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達到峰值。相反，排放量在繼續創造新的記錄。1990年至2019年，全球化石能源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了62%。2016～2020年的全球平均氣溫預計將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比1850～1900年要高出約1.1攝氏度。

《聲明》稱，中美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按其嚴峻性、緊迫性所要求加以應對。這既包括強化各自行動，也包括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等多邊進程中開展合作。

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確立了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遠低於2攝氏度的目標，並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聯合國指出，若要實現這一目標，轉型行動不能再推遲了。否則，到2050年，面臨洪災風險的人數將從目前的12億人增加到16億人。

“走向未來，中美兩國堅持攜手並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聲明》表示，“為此，雙方承諾繼續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協定框架下21世紀20年代採取提高力度的強化行動，以使上述溫升限制目標可以實現，並合作識別和應對相關挑戰與機遇。”

劉永濤對第一財經表示：“氣候合作是中國願意積極參與的領域，但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談氣候問題時，總會涉及到對經濟發展的考慮。我認為，中方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有自身的節奏和步驟，以逐漸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時間表。”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政表示，我國還處在發展過程中，從能源角度來講，能源需求和電需求還會增加，“這意味著我們要區分增量和存量，增量要盡量拿新的、綠色可再生能源滿足，不要再生產更多用化石能源的設施，避免資產擱淺和資本沉沒。另一方面，存量替代。在實現碳達峰後，再慢慢發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存量部分。”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也認為，要想推動綠色產業發展，需要進行有效的國際合作。“在綠色低碳領域，雖然我們要追求自主創新，但其他國家掌握著一些現成的技術。我一直認為，我們過去的氣候國際合作的談判更多是關於碳減排目標的設定、誰承擔多大的責任等，但今後，我們可以在減排領域談技術、產品、服務的貿易投資自由。”他稱。

氣候變化領域需要國際合作

《聲明》提出，中美將採取其他近期行動，為解決氣候危機進一步作出貢獻。兩國都計劃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兩國計劃採取適當行動，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雙方將分別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中所體現的逐步削減氫氟碳化物生產和消費的措施。

曾在國際能源署（IEA）工作過的李想表示：“中國提出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對整個經濟和產業結構、對經濟發展的方式，以及對能源領域都意味著系統性變革。目前來講，我們國家60%能源消費依賴煤炭，對天然氣和石油進口上依存度也很高，因此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但同時，我們可以藉此倒逼經濟結構的改善、調整生產方式，因此可以說機遇和挑戰並存。”

美國國家可持續發展中心總裁方洪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個國家能源轉型中如果不使用化石能源，需要其他可再生能源代替，但代替要經歷一個過程。“當前人們說要從傳統汽車轉向電動汽車也是相同道理，這需要很多年的磨合。”他稱，“每一個國家在轉型能源結構的時候，都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是，排放總量能否控制住，這是政府要做的決定。只要能夠每一年逐漸地控制總量，這對人類社會就是一大貢獻。”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頒布了多個有關氣候變化的總統令。比如，美國宣布重返《巴黎協定》，並修改及頒布了新的《清潔空氣法》。在拜登政府試圖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中，也包含對清潔交通和低碳轉型等綠色經濟的投資。

李想認為：“我認為美國釋放的信號是相當積極的。中美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也是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這兩個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共同發聲，對未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相當有利。”

《聲明》提出，中美將在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及其後，繼續討論21世紀20年代的具體減排行動，旨在使與巴黎協定相符的溫升限制目標可以實現。這包括工業和電力領域脫碳的政策、措施與技術，包括通過循環經濟、儲能和電網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綠色氫能；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綠色和氣候韌性農業；節能建築；綠色低碳交通；關於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合作；關於國際航空和航海活動排放合作；其他近期政策和措施，包括減少煤、油、氣排放。

李想表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減排中承擔著“共同且有區別”的責任。“對中國來講，我們更大的挑戰是，在面對氣候變化表明雄心的同時，如何確保能源供應的安全，並保證經濟發展的平穩可靠。在這個方面，我們可以和美國合作的領域有很多，包括先進的能源技術以及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他說。

李想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