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格局的走向。

一方面，疫情給全球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全球化備受挑戰；另一方面，疫情使全球治理格局出現真空，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不斷興起，各國社會相互割裂。後疫情時代，全球經貿格局與秩序重構難以避免。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2020年年中曾表示，“各國猖獗的國家主義替代了秩序和合作，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抗疫行動十分混亂，預示著可能會產生更加廣泛的疫情后果。”

事實上，這一趨勢已醞釀多年，個中原因相互交織，但導致地緣政治形勢不穩的根本因素，是權力由西向東的漸進式轉移。未來數年，這種力量衝突會導致混亂、無序和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格局。

如今，疫情的陰霾仍在全球蔓延，旅行禁令、入境管控、進出口限制措施仍在繼續，全球化的衰退、全球治理的缺失彷彿不可阻擋，貧困國家則面臨著更嚴重的生存危機，世界將走向何方？

今天，庫叔分享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的文章，展望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格局。

文| 克勞斯·施瓦布【德】、蒂埃里·馬勒夫【法】

編輯| 謝芳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後疫情時代》，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1月出版，原標題為《地緣政治的重構》，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不可阻擋的去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個寬泛而模糊的概念，指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甚至是數據在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交換。

繁忙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圖|新華社

全球化幫助數億人口擺脫了貧困，讓當今世界的互聯互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近10多年來，催生並推動全球化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動力不斷減弱。

比如，全球貿易談判早在21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但迄今尚未達成協議；全球化非對稱效應導致的社會成本不斷增加，尤其是高收入國家製造業工人的失業率越來越高；2008年金融危機後，金融全球化風險也日益提高。

隨著上述因素共同發揮作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會）民粹主義和右翼政黨崛起。這些政黨上台執政後，往往會回歸國家主義，推行孤立主義議程，而這兩大理念與全球化恰好相反。

全球經濟已經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因此想終結全球化不太可能，但是，減緩全球化甚至逆轉全球化趨勢還是有可能的。目前，漸進式去全球化最顯著的特徵表現在其核心領域，即全球供應鏈的縮短或本地化。

為何全球供應鏈會呈現這樣的特點呢？主要有兩大動力：第一，企業認為它是一項風險減緩措施，能夠防範供應鏈中斷（在供應鏈韌性和效率之間進行權衡取捨）；第二，來自左右黨派的政治壓力。

自2008年以來，擴大產業本地化一直是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議題，在後疫情時代這一趨勢會加劇。

從右翼政治勢力來看，抵制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保護主義者和倡導國家安全的鷹派分子，他們早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已經在積蓄力量，推動包括醫療服務業、農業和大宗非戰略性產品的產業回流。在疫情期間，他們更是積極推進貿易保護主義議程，設置更高的壁壘，阻止資本商品和人員的自由流動。

從左翼政治勢力來看，激進主義者和環保團體此前就一直在抵制全球化，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環境的積極影響——大大降低了碳排放量、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水平等，更是堅定了他們的態度。

即使沒有極右派和環保激進派的政治壓力，許多政府也意識到貿易依賴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失去了政治可行性。比如，美國政府如何能接受國內市場供應的97%的抗生素都產自中國呢？

去全球化進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縮短供應鏈不僅極具挑戰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全面徹底地和中國脫鉤，美國企業就必須投入數千億美元來建設新的工廠，政府也必須要投入同樣巨額的資金來建設基礎設施，包括機場、交通樞紐和房產，來為新建的供應鏈提供服務。

雖然在有些情況下，脫鉤的政治意願超過了實際的能力，但長遠的趨勢無疑非常明確。日本政府採取的行動就體現了這一點，它從108萬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6.78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拿出243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52.55億元）來幫助日本企業將經營活動遷出中國。美國政府也曾在多個場合暗示要採取類似措施，在2020年4月，美國政府阻止了一隻公共養老基金對中國進行投資。

2 折中的解決方案

去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一個比較折中的解決方案：區域化。

歐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功以及東盟十國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非常重要的案例，說明區域化可以成為全球化的緩和版本。

多年來，除了中美之間的部分直接貿易外，全球化（按商品貿易衡量）越來越以區域內部的貿易為主，而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不斷弱化。20世紀90年代早期，北美地區吸收了東亞地區35%的出口，而這一比例今天已經下降至20%，這主要是因為東亞內部的貿易份額在逐年上升——隨著亞洲國家不斷提昇在價值鏈上的位置，它們需要消費更多自己生產的產品，這一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2020年12月19日，美國得克薩斯州拉雷多，居住在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國人排隊通過邊境。圖|IC photo

2019年，隨著中美髮生經貿摩擦，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的貿易不斷增加，而與中國的貿易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首次超過300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94萬億元）。簡言之，去全球化的趨勢已經發生，主要表現為區域化不斷發展。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基於遠距離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區域主義已經開始明確地代替全球主義。”

未來數年，由於國家主義的抬頭和國際分化進一步加劇，部分程度的去全球化似乎難以避免。“超級全球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和社會資本，維護它不再具有政治可行性，但必須預防自由落體式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其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

倉促地退出全球化將會導致貿易和貨幣戰爭，損害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引發社會浩劫，並觸發民族國家主義或宗派國家主義。要管理全球化倒退的問題，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實現更加包容、公平的全球化，使之具備社會層面和環境層面的可持續性。那些傳統上受益於國際合作的全球化領域，比如環境協定、公共衛生和避稅港，是有可能取得切實進展的。

這些只有通過改善全球治理才能實現。如果我們不能改善國際機構的功能性和正當性，世界很快就會變得難以管理，從而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如果沒有一個全球性、戰略性的治理框架，世界就不可能迎來持久的複蘇。

3 缺失的全球治理

聯合國認為，“有效的全球治理離不開有效的國際合作。”

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這兩個概念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致在各國力量不斷收縮、分化的世界，全球治理不可能興盛。國家主義和孤立主義越是影響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就越有可能失去意義和效果。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中提出的“整體制度性衰敗”，充分闡述了在全球治理缺失的情況下世界面臨的種種問題。“制度性衰敗”觸發了一個惡性循環，讓民族國家拙劣地處理困擾它們的重大挑戰，導致公眾失去對國家的信任，進而導致國家失去權威和資源，最終導致國家更加糟糕的表現，既無力也不願處理全球治理的各項問題。

2020年11月12日，美國舊金山，民眾戴著口罩出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來，則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一個失敗案例。

在一個運轉有序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各國應當齊心協力，共同發起一場協調有序的全球疫情防控“戰”。但現實情況是，即使在最需國際合作的階段——2020年第二季度是疫情防控的決定性階段，國際合作仍然嚴重缺失，“本國優先”的策略則大行其道，各國紛紛關閉邊境、限制國際旅行和貿易、醫療物資供應頻頻中斷、競相爭奪資源。必利吉,日本藤素,汗馬糖.「汗馬糖」馬來西亞進口30顆悍馬糖Hamer candy補充精力延時助勃 必利勁 印度壯陽藥 春藥

此外，一些國際組織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比如被美國撤資的世界衛生組織。

但疫情防控的失敗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過錯。這一聯合國專門機構只是全球治理失敗的症狀，而非根源。世界衛生組織對資金捐贈國的畢恭畢敬反映了它對成員國的完全依賴，因為只有成員國同意合作，它才能順利運轉。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強制要求成員國共享信息或實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權力。

和其他聯合國專門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