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早上，一覺醒來的不少澳大利亞人都懵了：咋刷個Facebook，一點新聞都刷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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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5天，澳媒“啞”了

2月18日，互聯網社交平台Facebook一舉凍結了澳大利亞所有新聞來源在其新聞平台Facebook News上的發布、分享和推動，直至2月23日才告一段落。

在這短短5天內，澳大利亞媒體的聲音，彷彿一下從網絡世界“消失”了。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受託負責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新聞報導事實核查項目的學者斯科爾頓（Russell Skelton）指出，儘管從理論上而言，Facebook此舉不應對澳大利亞新聞媒體的在線閱讀，以及澳大利亞網民在線獲取本國新聞來源構成大的影響，因為這些新聞媒體的網站和鏈接都仍然是有效的，Facebook鞭長莫及。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澳大利亞通過Facebook News來獲取主要新聞來源的網民數多達1100萬人，而這個國家的總人口也不過約2500萬。

不僅如此，此舉還讓澳大利亞新聞網站的海外訪客大幅減少，網絡流量分析公司Chartbeat數據顯示，Facebook此舉導致澳大利亞各大新聞網站海外流量日均減少了20%。

許多專家指出，Facebook的Facebook News和谷歌的Google News Showcase採用新聞集合抓取的模式，只要在相關頁面上搜索新聞關鍵詞，就能將相關新聞鏈接盡收眼底，一覽無遺，的確非常方便。但一旦養成依賴，當這樣的居間平台瞬間“消失”，提供新聞的媒體也好，瀏覽新聞的網民也罷，都會在剎那間手足無措——他們都還在，卻彼此看不見對方。

斯科爾頓指出，大多數瀏覽ABC熱點新聞頁面的澳大利亞網民是通過Facebook News和Google News Showcase上的分享鏈接，而非直接登錄ABC主頁。

ABC和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聞集團（News Corp）等少數澳大利亞“頭部媒體”還算是情況相對較好的，專門研究澳大利亞小型傳媒生態的悉尼作家瑞安（Siobhan Ryan）指出，澳大利亞地方小報，其主頁即便有上述平台“引流”也訪問數寥寥，一旦被數字巨頭“選擇性遺忘”則只有死路一條，代表澳大利亞161家地方小報的澳大利亞鄉村新聞社（Country Press Australia）也提出類似不安。

這還不算，曾幾何時燦若星辰十分活躍的澳大利亞大學校園小報，如今也門可羅雀，苟延殘喘——因為即便網絡巨頭的新聞分享平台正常運轉，也往往對這些“小卻有個性，且通常不受商業化影響”的校園小報“燈下黑”。

更要命的是，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澳大利亞傳媒及其在線閱讀者。

有人通過數據分析工具CrowdTangle研究發現，2月18日Facebook“做動作”之前，網絡上有關“澳大利亞新冠肺炎疫情”的熱搜絕大多數來自官方媒體和權威網站，“可能存在誤導成分”的熱搜帖只有一兩個，但因為Facebook的舉措連帶封殺了不少澳大利亞應急網站和公共服務網站的鏈接分享，“禁令”出台12小時後，“疫情熱搜”大部分被來源可疑、標題驚悚，充斥著反疫苗、反疫情應對、甚至“疫情是謊言”之類內容的鏈接所填補，因為它們不算“新聞網頁”，不在“禁令”封殺之列。

Facebook很難爭辯“工具不客觀”：CrowdTangle是Facebook附帶的工具。

甚至一些看似和新聞媒體毫不相干的網站，如塔斯馬尼亞島的婦女保健網站，某個“洋蔥新聞類”網站、某個天氣預報平台及某個女性法律服務網站，其鏈接也都從Facebook News上消失，讓習慣於通過平台“找門”的絕大多數訪客一時間“找不著北”。

在此舉引發強烈不滿後，2月19日Facebook低調恢復了被“誤殺”的公共服務等非新聞類鏈接的分享；2月19日起，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長弗萊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先後與Facebook全球事務及通訊副總裁、前英國副首相剋萊格（Nick Clegg）及Facebook負責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本人通話協商，2月22日，克萊格和扎克伯格先後表示“對會談表示樂觀”，稱“澳大利亞新聞分享將在雙方達成協議後若干日恢復”——實際上，僅隔一天，澳大利亞就在Facebook的“世界”恢復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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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為什麼會發生？

近20年來，澳大利亞媒體一直對谷歌、Facebook的侵襲、擠壓憤憤不平。澳大利亞聯邦商務部曾發布一份聲明，稱2020年在澳大利亞網絡媒體上每投放100澳元商業廣告，就有81澳元流向谷歌和Facebook。

聯邦財政部則稱，澳大利亞互聯網廣告總收入佔比，谷歌高達53%，Facebook高達23%，兩者相加高達76%，說“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半點也不誇張。

正因如此，2020年4月，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Consumer Commission）著手起草《新聞媒體和數字化平台強制議價準則》（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要求互聯網平台在使用澳大利亞“年營收在15萬澳元以上新聞媒體”新聞鏈接時，應向新聞源付費，付費標準和方式原則上“相互協商”，如果協商不成，政府有權強制性介入仲裁。

應該說，這項“準則”在澳大利亞遠非得到一致好評。不少觀察家指出，此舉只對默多克集團等少數“大鱷”有利，卻可能導致嗷嗷待哺的中小媒體“死”得更快、更慘。但無論如何，有總比沒有強。

許多分析家表示，數碼巨頭“瘋狂吸金”、攘奪本土媒體收入來源，僅是問題的一部分，它們這樣做的結果，是令大量傳統媒體加速倒閉，傳統媒體人紛紛改行，久而久之，已導致線上、線下新聞報導的專業性、可靠性和可讀性每況愈下，並形成惡性循環，如不及時“點剎”，結果就是“新聞鏈”上每一環最終同歸於盡。

鑑於此，有缺陷和爭議的“準則”在立法進程中一路順風：2020年12月，“準則”草案提交澳大利亞議會審議；2021年2月17日，澳大利亞下院表決通過“準則”，並定於22日提交上院討論。

Facebook的“澳大利亞消失”大招，正是在下院表決通過“準則”第二天拋出，其目的，一是“實力嚇阻”，震懾澳大利亞上院和方方面面，使之不敢繼續推動“準則”落地，二是“殺雞儆猴”、“敲山震虎”，以免更多國家起而效尤，在全球各地“圍剿”Facebook。

但“讓澳大利亞消失”的舉措，卻引來了似乎令扎克伯格始料不及的強烈反應，迫使他不得不“緊急掉頭”，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議會也“見好就收”。

2月25日，包含4項修改（最主要內容，系在執行付費原則和強制介入仲裁間設置1個月緩衝期）的《新聞媒體和數字化平台強制議價準則》在澳大利亞聯邦上院獲得通過，其修改部分將重新在下院擇期辯論表決，而未修改部分實際上已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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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全球戰爭”

事實上，互聯網巨頭的壟斷效應，早已引發全球性的不滿和不安。各國紛紛拿出了針對互聯網巨頭的“緊箍咒”。

早在2014年，西班牙議會就尋求通過一項法律，要求谷歌就使用鏈接向新聞發布商付費；

2019年，在法國推動下，歐盟責令谷歌與歐盟各國媒體就“鏈接分享付費”問題進行談判​​（此前法國已單獨作出這項決定）；

2020年12月上旬，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48個州、哥倫比亞特區、關島，聯合對Facebook提出反托拉斯訴訟（antitrust lawsuits），FTC還單獨提出訴訟，逼迫Facebook出售WhatsApp和Instagram；

15日，歐盟成立的專門委員會向歐盟委員會遞交了《數字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和《數字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s）草案，力圖進一步限制互聯網巨頭在歐盟的為所欲為。

除此之外，中國、日本，以及正忙於“脫歐”的英國，也拿出了各自版本的“緊箍咒”。

對這些“緊箍咒”，互聯網巨頭最初的反應是“硬頂”。

2014年，西班牙成為全球第一個嘗試立法逼迫谷歌“新聞付費”的國家。作為回應，谷歌直接從Google News Showcase上刪除了“西班牙”選項，迫使西班牙方面不得不讓步。從這個角度看，扎克伯格此次在澳大利亞所為不過是有樣學樣。

2020年，谷歌對法國如法炮製，但是，這次踢上了鐵板——法國監管部門非但不讓步，而且下達行政命令，勒令谷歌“整改”，否則“後果自負”。

結果，谷歌低調退卻，無條件恢復了“法國選項”。

2020年8月，得知澳大利亞方面將“有所動作”後，谷歌發布了一封致澳大利亞Youtube創作者公開信，措辭強硬。隨後，谷歌駐澳大利亞董事總經理席爾瓦（Mel Silva）警告澳大利亞若通過上述“旨在無理打壓公平商業活動的規則”，谷歌將“別無選擇，只能停止為澳大利亞提供谷歌搜索服務”。

2021年1月底到2月初，谷歌CEO兼董事長皮採（Sundar Pichai）和Facebook全球負責人扎克伯格親自出馬向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財長弗萊登伯格施壓，並不惜發出“不妥協就一拍兩散”的威脅。

2月17日，Facebook駐澳大利亞董事總經理伊斯頓（William Easton）則在稱，澳大利亞的新法規“旨在逼迫我們為根本沒用過的服務付費”“從根本上誤解了我們和新聞發行商之間的關係，迫使我們不得不面臨要么遵守一項不合理法律、要么停止在澳服務的兩難選擇，我們可能將不得不選擇後者”。

他還辯稱，“Facebook的推介幫助澳大利亞傳媒2020年獲得約4.07億澳元收入，而自己卻所獲甚微”。

不過Facebook的行動卻似適得其反。正如密歇根州立大學傳媒學專家帕塞克（Josh Pasek）等所言，扎克伯格“搞砸了”，儘管在澳大利亞上院通過修改後法案後Facebook仍然含蓄地試圖顯示“我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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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天下苦秦久矣

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Sydney's United StatesStudies Centre.）研究員沃爾普（Bruce Wolpe）指出，扎克伯格顯然認為澳大利亞市場有限、新聞源單弱，是合適的“殺雞儆猴”方向，但他低估了全球對“互聯網巨頭平台壟斷”的恐懼。

這種超越國界的可怕力量，在2021年1月6日後的短短幾天裡，令當時還沒卸任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總統的特朗普（Donald Trump）近乎“社死”，曾經的“互聯網話癆”竟然頃刻間成了“啞巴”，令各國政府、傳媒、專家和公眾不寒而栗。

Facebook“讓澳大利亞消失”的舉措，再次提醒人們：如果不趁為時未晚抓緊行動，加強對這些有恃無恐、為所欲為互聯網巨頭的控制監管，它們同樣可以讓一個面積達769.2萬平方公里的國家“社死”。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指責Facebook的做法是“霸權”，自己正與其它國家領導人接觸，“不會被這種霸權嚇倒”，西澳大利亞州長麥克高恩（Mark McGowan）則痛斥扎克伯格的表現“宛如某些獨裁者”；

英國議會媒體監督委員會主席奈特（Julian Knight）指斥Facebook“恃強凌弱”，是“極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