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謝蓮）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疊，全球格局進入加速演變期。美國大選結束迎來了“後特朗普時代”，拜登上檯面臨的疫情、經濟、種族難題難解。中國迎來“十四五”開篇之年，進入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世界之變、美國之變、中國之變交織，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全球治理也在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主義”對美國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響？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會迎來哪些新變化？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了全球格局？百年新變局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新京報專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
談“特朗普主義”
美國“病了”，然後出現了“特朗普主義”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特朗普主義”的出現？
袁鵬：所謂“特朗普主義”，主要說的是特朗普政府堅持絕對的“美國優先”，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內縱容民粹主義，對外大行霸凌主義，我行我素，把美國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樣一種執政特徵。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受訪者供圖
“特朗普主義”的出現，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於，特朗普是一個非傳統類的政治人物，這樣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房地產商人執掌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必然會有一些特殊的風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極端、出格之舉。
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義”出現背後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夠上台、2020年雖然敗選但仍贏得了7500萬人的支持，甚至有鐵桿粉絲為他不顧一切衝擊國會，背後其實有一種更深層次的力量在支持著他——也就是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或者說美國其實是“病了”。因為美國如果不生病，這樣的人物很難上台，上台也不會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新京報：如何理解美國“病了”？
袁鵬：美國“病”了，說的也就是美國各種矛盾疊加、積重難返，最終導致各種政治、社會問題集中迸發。
首先是階級矛盾加劇。美國過去是一個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其階級流動性很強，所謂“美國夢”，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之夢。但現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啞鈴形，甚至是金字塔形的社會，也就是10%甚至1%的富人控制著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富人愈富、窮人愈窮，中產階級逐漸萎縮，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大為減弱，階級矛盾空前加大。
其次是種族矛盾激化。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漸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美利堅民族。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結構的變化，種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尤其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間。一些人擔心，隨著其他少數族裔群體不斷擴大，美國白人將逐漸淪為少數，由此引發包括亨廷頓這樣的大師級人物的深層種族焦慮和文化焦慮。2020年美國多地上演的“黑人命貴”運動就是種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
第三是代際矛盾凸顯。美國老年群體、中年群體、青年群體關心的問題都不一樣，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樣。老年人希望社會保持穩定，中年人更關注就業、經濟，青年人則希望有上升的渠道、能減免學費等。代際矛盾之下其實還有性別矛盾，LGBTQ所代表的的非異性戀群體，現在逐漸成為一個主流的政治群體，有很強的政治聲音。代際矛盾、性別矛盾導緻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化問題越發凸顯。
這些矛盾日積月累，碰上2020年疫情、選情疊加，就有了一次總爆發。而其根本原因，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性靠慣性已難以克服，唯有通過深層次改革才能有所緩解。遺憾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並沒有進行自上而下的主動的結構性改革。
美國歷史的發展既借助戰爭、移民、西進等特性，也依賴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讓美利堅民族崛起、發展、稱霸。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由“兩極”變成“一超”，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飛速發展，美國面臨的內外環境發生根本變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開始走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此美國本應該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加以應對。遺憾的是，新一輪改革遲遲沒有到來。
克林頓缺乏改革的動力，小布什碰上了9·11沒有改革的條件，奧巴空有改革的衝勁但缺少支持改革的政治基礎。在此背景下，從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被推上台。但他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打亂一切舊秩序，建立一個符合他想像的新秩序。所以他片面追求美國優先，導致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霸凌主義橫行。但這些顯然不是順應美國發展的改革，也沒有讓美國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正是因為美國這幾屆領導人沒有完成一個本該進行的深層次改革，美國各種矛盾由小變大、由個別矛盾演變為多方面矛盾、由表層矛盾變成了深層結構性矛盾。最終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現了特朗普這個反傳統反建制的總統、出現了“特朗普主義”、出現了美國最混亂的四年。
新京報：拜登說要“重新領導世界”，能實現嗎？
袁鵬：特朗普留給拜登的無疑是個爛攤子，拜登想撥亂反正、想改革，但他可能有心無力。他既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應對新冠疫情這個當務之急上，又受制於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全面製約。在這種局面下，拜登雖有老驥伏櫪之志，但他想讓美國“合眾為一”已經勉為其難，要想重新領導世界談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義不僅對美國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也已非常嚴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顛覆了過去確立的一些國際秩序和規則，把整個世界打得支離破碎，導致“天下無序”。這些讓其他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美國的所謂“領導地位”，美國還可信嗎？
這必將牽制拜登重新領導世界的雄心。拜登承諾回歸多邊主義，譬如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重回世界衛生組織、回歸伊核協議等，這些拜登也許能夠做到。但如果他不能真正反思特朗普的做法、遏制“特朗普主義”，不能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去深層改革，這種回歸也就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回歸，無法真正扭轉美國逆全球化的大潮。
談中美關係
中美會有機會窗口，但不會大也不會長
新京報：拜登上台，會給中美關係帶來緩衝期嗎？
袁鵬：拜登和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作為一個老牌政治家，他對於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應該還是理性、客觀、務實的。同時，拜登對於中國比較熟悉，對華認知不那麼極端，他雖然承認中國是一個挑戰，但並沒有輕易把中國定性為一個威脅或者敵人。拜登啟用的外交安全團隊都是比較專業的人士，是一批可以對話打交道的人。這就意味著中美關係重回穩定存在一些空間。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後，將給緩和中美關係提供一個機會窗口。
但這個機會窗口不會很大，開的時間也不會很長。原因就在於，中美關係在特朗普時期已經被破壞得太嚴重，要修復起來難度非常大。特朗普在任四年，中美關係能破壞的基本都破壞了。他還推出了十幾部涉華法律，並導緻美國國內對華負面情緒達到歷史新高，這些都會極大壓縮拜登的對華政策空間。從拜登本人來講，他上台之初首要任務是抗擊疫情、修復經濟、彌合分裂，中美關係並非他的當務之急。
更重要的是，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除了有特朗普等偶然因素外，也有結構性的原因，某種意義上看，也是兩國力量對比、發展態勢、制度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可能換一個人，即使不像特朗普那麼極端，也會對華採取一些強硬的措施。所以即使拜登上台，我們可以期待，但期望值不宜太高，更不要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新京報：有外媒報導，拜登希望聯合西方盟友共同施壓中國，建立反華統一戰線。您怎麼看？
袁鵬：聯合盟友一起對華進行規制、約束甚至遏制打壓，不是現在才有的新現象，更不是拜登的發明，而是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一種常態。只是這兩年被特朗普搞得不那麼順暢。
拜登是美國建制派的傑出代表，自然深諳利用同盟力量集體對華施壓的道理。同時客觀上，美國及其盟友都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太快，尤其對中國經濟崛起背後的軍事現代化、科技發展憂心忡忡，對中國崛起背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更是如芒刺在背。這種共同認知為拜登上台後重修西方同盟團結從而一致對華提供了基礎。
可以預見，同盟、規則、制度、價值觀等將構成拜登對華政策的核心詞，但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國的應對，也取決於歐洲日本的態度。我相信，歐洲、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雖然會珍惜西方共同價值，也歡迎拜登回歸西方大家庭，但同時也會吸取特朗普這四年執政給他們留下來的慘痛教訓，那就是美國可能是一個靠不住的盟友，寄望於某屆政府，將雞蛋裝在一個籃子裡，恐怕得不償失。默克爾、馬克龍等歐洲政治人物不止一次提出要增強歐洲的自主性，應該是肺腑之言。這也是中歐投資協定能在拜登上台前夕簽署的重要原因，標誌著歐洲的某種戰略性自省和自我調整。
面對這些，我認為中國最主要的還是發展好自身，因為唯一能打敗中國的就是中國人自己。從過去四年可以看到，特朗普幾乎動用了所有能用的手段對中國極限施壓，但我們也扛過來了。所以拜登政府不管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仍然有信心能夠扛過來，這個信心就來源於我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政治團結，這是我們最大的資本。
其次，中方也要爭取更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這個世界不再需要霸權，美國已經不像過去一樣一呼百應；這個世界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一如既往地發展好中俄關係、中歐關係、中日關係。
第三，我們還是要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看到他們在對華態度上的不同，不能簡單地說二人其實沒有本質區別，進而不去努力做工作。在明確底線的&#
